《时论中国.1》读书笔记

《时论中国.1》

厉以宁、艾丰、石军 著

“旧红利”带来的恶果

可以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认识不到经济及时转型的必要性,如果只是留恋原有“红利”的优势而不愿尽力转型，那只会造成以下三个恶果:

第一，继续发展经济的信心丧失了，认为既然原有的“红利”已经消失，发展的优势已经不存在，那就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第二，由于信心的丧失，国内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将会纷纷撤走投资，或者把企业迁移到较晚发展起来的国家，导致国内投资总额减少，使本国经济的发展碰到投资不足的难题。同时，由于投资不足，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专业人才也随着流向国外。

第三，由于本国经济空心化了，实体经济产业被投资者认为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大量资金转到了虚拟经济领域，使经济中的泡沫增加了，经济有可能陷入更深的陷阱之中。资产泡沫的破灭，也会使经济更加停滞不前，使以后的经济发展更加缺乏后劲。

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

毫无疑问，以各种红利的消失作为唱衰中国经济的依据的论调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今后在经济发展中会出现新的红利、新的优势。

发展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即使旧的优势或旧的红利，也来自创造，它们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比如说，尽管人口众多，如果人人都待在家里，都留恋故土故居，不外出寻找工作，不务工，怎能发挥一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怎会出现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红利?

又如，土地数量再多，价格再低廉，如果各地都不招商引资，不开发土地，不建立工厂，又怎能发挥一国的资源优势? 怎能出现资源红利?

再如，发展中的制度障碍是客观存在的。再原始的社会，如果对传统组织所形成的发展障碍不进行变更，那就不会有发展，也不会有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最早的改革红利。

可见，即使是最早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都离不开人的创造。

毫无疑问，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对旧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替代，都是依靠人们的努力而出现的。历史上找不到“天上掉下红利”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更没有“天上掉下红利”的好事。

古今中外，所有的红利都来自创造。我们对于红利的问题，不仅要有新认识，更需要有行动，通过实践，使红利成为事实。

如何加快推进投资转型

未来5至10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以投资为主还是重在扩大消费? 我国尚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资率符合基本国情。问题在于，多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规模增长过快，由此使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生活的突出问题。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需要加快推进投资转型。

一是要尽快改变投资结构。要加大公共性项目的投资，适应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上，将会起到多方面的积极效果——能够切实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 能够提振国内消费预期; 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化解社会矛盾。应当说，在这方面的投资空间很大。

二是要优化投资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可持续取决于社会资本是否成为投资的主体。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占大头，经济才有活力，投资才可持续。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过快，民营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稳增长的首要条件是社会资本有稳定的投资信心。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虽有一定推进，却尚未有实质性破题。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障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三是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格局，适应投资转型对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提出的新要求。这些年来，国有经济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但是从实际结果看，如果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分布过宽的局面不改变，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就相当困难。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是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防止资本外流、提振社会资本信心的重大举措。

中国社会存在五大问题

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2000年，我国的财富分配是“二八开”，即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财富。2010年，一项联合调查则显示,财富分配变成了“一九开”，有学者提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第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化进程中，大批农民进城的法律成本、安全成本、财政成本都很高。三农问题搞不好，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隐患。

第三，腐败问题久治不愈。先治标后治本，就是先止血后治疗，这是正确的。可怎么止血呢? 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向高层学习，公开家庭信息，主要就是这样三项——有几套房子，妻子干什么，孩子做什么。不要光把党章、社会价值挂在口上，要落实在行动上。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后，首先改变作风，反对特权，抑制公款吃喝，已经初见成效。

第四，就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国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近800万职业院校毕业生，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年均增加500万。按照我国每年8%至10%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只是900 万至1200 万。其他的新增就业人口怎么办? 要直面这些问题，采取解决措施。

第五，社会信任出现危机。有人说，啥都靠不住，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丈夫靠不住。这样的说法未免耸人听闻，却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显示出公众对社会信任的判断已经偏于负面。至于毒牛奶、地沟油等等，更是已经形成了一条相互伤害的链条。

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投资体制改革，消除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增强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转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转变政府职能还要求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不小。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政府若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要充分认识转轨时期政府的特殊性。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需但未来是要“退出”的? 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未来都要“退出”的? 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未来都是必需的? 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经济转轨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克强经济学”重建中国经济

“克强经济学”并不完全属于个人，其代表的不仅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与经济智慧，更是对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总结与反思的结果。本质而言,“克强经济学”就是围绕“市场”、“供给”、“效率”、“公平”四方面实现中国经济的重建。

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首提“克强指数”之后，巴克莱资本提出的“克强经济学”也随即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诸多经济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克强经济学”的解读和讨论。

那么,“克强经济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它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具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新一届政府执政刚过百日，便已释放出三大明确的政策信号: 一是绝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二是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三是全面而坚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透过这些政策信号，我们已经找寻到了“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和理论逻辑。

本质而言，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的危机，因此，更大的挑战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经济学领域。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次全球大危机的来临，都是对既有经济学的打破和新经济学革命的展开。正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后，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并由此产生了“罗斯福新政”一样，也正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滞胀”后,诞生了以供给学派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一样,新世纪的全球金融危机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新的经济信仰与新的政策的出现。

与此同时，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失衡，也迫切需要新理论的出现，不可能再简单套用或拷贝西方经济学版本。毕竟，中国遇到的问题是西方国家所不曾遇到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后危机时代里，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影响因素此长彼消，短期矛盾和长期挑战相互交织，外部压力增加将使内部结构调整趋于复杂化，已经到了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及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候。

由此而言,“克强经济学”本身就是开创性的，就需要不断被打破、不断被建构和不断被丰富。只有理论上和思路上有突破，中国经济才会有突破。

教育改革是教育公平最大的红利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只有向改革要成效。包括改革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行政主导的教育拨款方式，也包括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实行全国重点大学面向全国的自主招生。

我国教育发展，当下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提高教育质量，二是扩大教育公平。对于提高教育质量，基本的共识是要推进教育改革，而对于扩大教育公平，还有不少人，包括教育管理者却认为，只需增加教育资源，或者盘活现有资源即可，并不需要改革。以改革扩大教育公平，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

比如，对于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区域和校际差异，很多地方的做法主要有: 建立“名校集团”，将名校周边的薄弱学校纳入名校集团，贴上名校的校标; 实行名校和薄弱学校对口帮扶; 推进教师轮换制; 实行优质高中名额分配，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措施是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可是深入分析却发现，这基本上都是推进公平的表面文章，很难起到均衡的实际效果。拿名校集团来说，把薄弱学校贴上名校分校的校标，就能提高薄弱学校的办学质量? 众所周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一校之内有“重点班”以及“校中校”，挂牌名校集团，各校的差异并没有缩小，于是只能制造表面的均衡。名校帮扶弱校也是如此，这一做法本身就明确了名校和薄弱校不平等的地位，对于缩小校际差异作用有限。而把优质高中的部分招生名额进行分配,想以升学出口来吸引家长、学生选择普通初中，其出发点就很功利——以“升学”前景来选择教育。